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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却是全新 体育 产业时代的标志。
上个周末,2019年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发展研讨会在上海 体育 学院举行。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三省一市”的 体育 产业规划和发展方面的负责人,以及上海市 体育 学院的相关专家、教授聚集在一起,对于 体育 产业一体化的未来各抒己见。
经过多年的积累的沉淀,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基础,当然也暴露出了不足。而在迈向“ 体育 产业一体化2.0”的路上,长三角的发展经验或许可以成为全国 体育 产业的借鉴。
会议现场。
“七年之痒”,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已成熟
区域一体化,其实就是将一个经济区域内的单独资源整合成较大资源的一个过程。在 体育 产业方面,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给出的一组数据,应该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从2012年开始,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 体育 局正式开启 体育 产业合作之路;2013年上海 体育 学院加入这个框架;而到了2014年,安徽省正式加入合作,形成了如今的“三省一市一院”的模式。
在过去的几年间,一体化所带来的相互推动,帮助“三省一市”的 体育 市场和 体育 相关企业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上海有近11489家 体育 企业,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 体育 企业数量分别15617家、15000家和6100家,其中也囊括了一大批国际品牌、上市等大型优质企业。
“长三角 体育 产业地位在全国突出,2017年长三角地区 体育 产业总规模占全国的34%,并且近两年的增速稳定,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在研讨会上,上海 体育 学院运动与 健康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黄海燕教授点出了过去7年时间里,“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为长三角 体育 产业奠定下的扎实基础。
“同时 体育 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长三角 体育 产业增加值中, 体育 服务业的比重占到了60%以上,远超 体育 制造业和 体育 建筑业。”
体育 产业的稳步提高其实也是对整个区域内竞技的一种推动。
根据上海 体育 学院给出的数据显示,在经济贡献方面,2017年长三角 体育 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1.4%,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上海更是达到了1.6%,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上海市 体育 局规划产业处副处长余诗平。
求同存异,以赛事引领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在过去7年的快速而稳定的发展,源于一种“求同存异”的理念。
按照黄海燕教授的总结,“同”是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合作的共识,“异”是各自的长板。
上海是著名的 体育 城市, 体育 竞赛表演发达,国际 体育 品牌云集, 体育 市场是 “码头”和”源头”;江苏县域 体育 产业发达, 体育 市场空间广阔,人口众多,集聚效应突出;浙江民办 体育 ,运动休闲以及高端装备制造量都很大;安徽 体育 旅游 资源非常丰富,后发优势很足。
而在发挥各个省市“长板优势”的同时,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思维一直没有被忽视。
作为长三角合作的创始人之一,江苏省 体育 局原副局长颜争鸣就提到了“瞄准、带动一大批中小城市,或者说一大批县域、县一级 体育 ”的重要性。
“县域 体育 强这个特征,包括县域经济强这个特征,在全国、长三角是特别明显的。因为我们长三角县域的强县,在全国的规模超过一半,这决定了未来我们长三角 体育 产业的发展。”
有意思的是,长三角的县域发展如今正是优势所在。
在2019年7月刚刚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19年)榜单”中,江苏省昆山市以3832亿元的GDP总量拔得头筹,而在前10名中,江苏省包揽前四个排名,并且占据6席。
有了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体育 赛事作为 体育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得以快速成长。上海作为中国的“ 体育 赛事之都”,全国性以上的比赛每年将近180场,国际性的占180场将近40%,带动了长三角其他省份的赛事开展。
更重要的是,如今更多的赛事开始以长三角的名义办赛。这其中就包括国际雪联中国城市越野滑雪积分大奖赛,以及即将举行的CBA长三角夏季联赛。
“整体来讲,以前的赛事是固有赛事加上长三角的概念。”上海市 体育 局规划产业处副处长余诗平说,“下一个阶段,是站在长三角的角度,办赛事,从开始就要赋予长三角内涵。”
上海 体育 学院运动与 健康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黄海燕教授。
打造一体化2.0,高质量联动和人才是关键
“长三角 体育 产业一体化到了第八年,应该说到开始2.0了。”在这场研讨会上,余诗平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不过,要开启新的发展阶段,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
“高质量”这个形容词在整场研讨会上被一遍遍提及,而“如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了下一级段的重点目标。毕竟,在 体育 赛事同质化严重的大环境下,提高赛事质量,同时提高参赛者和观赛者的质量,都有助于 体育 产业的整体发展。
当然,这其中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需要政策层面的优化和调整,包括政府要在重大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保障等方面给予引导,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规则统一开放、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
除此之外,人才的培养也是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寻求突破的关键。
“要高质量发展,将来的关键问题、将来的瓶颈,就是人才的问题。”上海 体育 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林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体育 产业号称500万从业人员,按规模讲长三角占1/3,我们长三角也100万,这100万从业人员如何提高?”
在张林教授看来,如今 体育 产业的人员培训模式越来越丰富,“包括函授教育、实训方式、网上培训、在职的学历教育等,各方面都可以做一些探讨,但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很多创新。”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等高对接。对标学习创新发展的理念,全面学习苏浙沪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好做法;对标学习敢为人先的精神,全面学习苏浙沪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对标学习勇于担当的作风,全面学习苏浙沪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担当作风。
二是在产业发展上等高对接。在功能定位上主动融入,主动接受长三角辐射带动,积极发展电子信息、先进机械装备制造等“两新”产业,打造长三角高端产业扩张的“首选地”。
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承接,把苏浙沪地区作为主攻区域,常态化开展“小精准”项目推介活动,主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密切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产业合作促进中心等的联系,发挥智库、商会等的桥梁纽带作用。
扩展资料
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体现:
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
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22.5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1 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园区一体化存在主要问题
(1)顶层合作机制不健全加大不确定性。整体上,目前开展正式合作共同建设的经济园区均以政府推动为开端,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部分经济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已落实到经济园区企业主体,或是启动了经济园区基金与管理体制融合等工作,但尚未在顶层明确三地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尤其是两地开发主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某一方企业投资的风险。
如张江长江三角洲地区科技城应着力在一系列瓶颈难题上寻求创新突破,比如合作机制的进一步细化完善、建设规划的对接调整、相关扶持政策的创新制订、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对接等。科技城领导小组有关人士提到,87平方公里的科技城规划,除了要考虑形态、布局、产业方向等,更需要早日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同时获得上海与浙江的批准认可,否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2)合作动力机制不完善影响合作效率。以开发区为主体的经济园区共同建设利益分享机制难以建立,导致开发主体动力不足。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会造成发达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税收等指标大幅下降,进而影响到转出经济园区开发主体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绩效,“共同建设”有了,但很少“共赢”。同时这种问题在开发区层面通常难以解决,往往需要上一级政府部门才能决定,长期下来,共同建设经济园区开发主体动力严重不足,影响经济园区共同建设的建设与发展。某经济园区开发主体工作人员提到,上海某共同建设经济园区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
(3)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方面缺乏硬约束。共同建设经济园区产业建设与发展缺乏更高层面统筹协作,竞争多、合作少,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从各地共同建设经济园区主要产业看,缺乏明确的产业协作与功能定位,产业交叉与重复性较大,共同建设停留在初级层面,互相之间共同竞争格局仍然明显,共同建设经济园区之间常常比拼优惠政策,容易造成政策资源浪费。
(4)输出方开发主体受到制度约束较多。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经济园区开发主体一般是国有企业,在战略、资金使用、人员编制等方面受到很多约束。根据对某经济园区开发主体中层人员的调研,经济园区开发主体走出去共同建设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项目压力,避免优质项目流到外地;二是资金压力,合资共同建设对于资金周转压力大,资本回收周期长风险大;三是品牌压力,共同建设失败对于自身品牌价值具有负面影响;四是人员压力,开发主体人员编制有限,难以派出大批人员参与经济园区共同建设。
2 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园区一体化的主要举措
(1)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园区一体化建设与发展顶层合作机制
一是在省市层面,制定关于经济园区异地共同建设的地方性条例。在国务院统筹下,苏浙沪三地同步探索制定地方性条例,在顶层解决税收、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等问题。二是调整国资委考核体系,对市场特性明显的国有企业在指标考核上相应放开。三是依托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合作办公室等机构,形成经济园区异地共同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并明确若干代表性共同建设项目。
(2)争取国家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税收分成方面的支持
建议探索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与上缴税收的分成机制,土地、资金、人才、项目等资源的跨省统筹与流动机制。如建议两地政府协商,制定双方共同建设经济园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解核算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在税收分成方面,可加强与合作区域的沟通,协商税收共享模式,比如对共同建设经济园区入驻的企业可探索短期内(3-5年)通过“异地开票”的方式,即入驻共同建设经济园区的企业在当地缴纳增值税,在输出地缴纳营业税、所得税,实现短期内两地在企业税收方面的共享。
(3)发挥好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协同建设与发展联盟的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协同建设与发展联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招商展示平台,能够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科技成果转化网络。联盟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三省一市开发区领域专业化的服务窗口,应在开发区沟通交流、信息服务、决策咨询、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平台窗口与桥梁作用,当好政府决策与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参谋与智囊,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与产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强化政府与开发区之间的桥梁作用,强化服务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工作职能。
(4)培育形成一批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共同建设主体
推动认定一批有实力的开发主体,进行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区品牌化开发建设,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如松绑投资限制、改良考核制度、构建公平的市场准入与资源获得机制等,支持品牌开发主体进行跨区域合作开发,整合区域内低效经济园区资源,共同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与创新的协同建设与发展。
合作办学。
长三角地区的高校之间正在加强合作,通过合作办学、师资共建、科研合作等形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大学联盟,推进长三角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
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提高地区整体的高等教育水平和竞争力,为地区和国家的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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